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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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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的世界

关于中国制造备受挑战的种种抱怨可以停止了:请看这家全球最大的空调制造商在过去一年仍能保持利润暴增的秘诀

本刊记者 岳淼

胜利者总是遭人嫉妒。去年的一天,一支由国内某空调制造商总裁亲自带领的猎头团队盘踞在珠海的北京宾馆长达1个月之久,目的是希望用重金从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挖走一批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但最终一无所获,悻悻而归——格力持续扩大的优势和影响力让这些竞争对手如坐针毡,两年前,在中国空调市场雄踞首位的格力与第二名的市场份额差距仅有3%,但到去年底,这一差距已扩大到12%

如果考虑到从去年以来原材料价格所经历的一轮疯狂上扬,以及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市场需求减缓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格力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奇迹。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量增速急剧下滑,第二季度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格力仍实现营业收入249.52亿元,同比增长24.44%;净利润亦同比增长104.67%。这家连续12年位居中国该行业产销量、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空调制造商,在2005年又取代LG成为世界空调业霸主。2007年,其拥有的四万名员工创造了超过380亿的销售额,1万多家专卖店在销售着7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每年至少消耗了20万吨钢铁、1.2万吨铜;如果将其一年制造的2500万台空调横向排列起来,则可以轻松穿越北京到广州一个来回。

位于珠海的格力工业园就像是一座令人惊叹的空调之城。为了解决物流卡车的停车难问题,格力甚至不得不将附近的数座大山夷为平地。与这一工程量相比,新扩建的物流仓库及商用空调总装生产线规模则更为惊人,其总建筑面积超过700个标准足球场,高达8层的楼群的建筑工程已经持续了三年,至今还没有完工。在这些新建厂房旁边,则是连绵不断、相对简陋的即使被拆毁的平顶房仓库,这些于七八年前才建成的建筑已远远赶不上这家企业膨胀的速度——其营业额与销量在过去的三年内均翻了一倍。

这毫无疑问地凸显了在中国经济出现困难的一年,中国制造业内所呈现的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对那些急于寻求在低谷时挣扎脱困之法的其它中国企业而言,格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证明中国制造具有怎样的韧性和难以磨灭的活力。

 

绝密实验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俨然成为产业配套优势最成功的国家,但游戏规则亦冷酷无情。对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来说,长期以来其被两个截然不同的乌托邦式的前景所困扰:要么摊大饼一样地多元化,使得在价格血战之外有其它利润来源;要么实施偏执的专业化,以一己之力抵御全行业的竞争。20多年来,格力选择了后者,让这家公司建立在坚实的地面上,而不是流沙之上。

格力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勤奋的空调制冷工程师,多数人拥有超过十年的制冷经验,并且对这家公司忠心耿耿——这或许正是格力能够实现持续成长的核心秘密,虽然听起来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成为对手无法复制的竞争力。

而这一塑造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其内部长期以来形成的“铁质”文化。去年的一天,格力电器股份公司董事长朱江洪和总经理董明珠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名与两者保持良好私人关系并在空调制冷行业声誉卓著的科学家希望重返格力——此前其在格力拥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发明,之后被竞争者以重金挖走——但他却得到了强硬的回绝。对于如何留住研发人员和高级管理者,朱和董殆思竭虑,甚至拟定了奇怪的禁令:如果从格力离开,那么将永远不再被这家公司重新接纳。这条禁令令行禁止,至今没有人打破过。

“最吸引工程师的是在中国你很难找到比格力更好的研发环境。”格力电器副总裁黄辉说。作为主管研发和技术改进的高级管理者,“花钱毫不手软”的黄在过去一年中支出了25亿元的研发费用。“真是难以置信,在十年前我还对空调一无所知,现在则要确保格力拥有的全球空调巨头的研发领先地位。”黄自嘲说。机械制造专业出身的黄之前的工作与空调制冷毫无关系,而是在一家阀门厂担任副厂长。

这位曾经的“门外汉”现在已经成为空调制冷行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领导者超过1300人的研发团队。任何人走进黄所在的珠海格力研发中心,都会被560台空调压缩机昼夜不歇运转所发出的噪声、热空气以及被此屏蔽的一切所震慑。高达七层的研究大楼戒备森严,层层关卡,即使格力内部员工也禁止进入。即使拥有特别的许可证,也只能在一楼实验室走马观花地参观,其余六层与世隔绝。这里全年24小时都处于“临战状态”。实验员轮流上阵,工作实行三班倒,即使在深夜,远在数百米外也能感受到实验室发出的强如白昼的灯光以及鼓风机巨大的排气声。

好的试验环境并非唾手可得。20年前,格力只有一个实验室,简陋得连自动测试能量的装置也没有,数据需要手工计算。而现在,格力已建立起30多个实验室。为了研究对手,甚至专门搭建了一个仓库用于存放在全球市场上零售的所有竞争对手的样品机,被拆卸的样机多不胜数。

多数时候,这些等待被拆卸的空调被分放在类似于蜂巢一样的小隔断内,电线、压缩机以及各种零部件散落其中。试验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极端的环境下空调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看上去异常简单的试验,其费用堪称巨大,仅仅是一个模拟自然降雨而搭建的淋雨实验室,其前期一次性投入就超过一千万元,为了完成后续喷嘴和线路改造,每次都要追加数百万元,以便让每一个喷嘴细微部的均匀度和降雨量达到要求。

与自然降雨实验室比邻而居的是花费更大的模拟居住空间,在沙发、餐桌、床等家居用品一应俱全的居室内,甚至还有三个虚拟的假人,五花八门的探头和传感器从天花板的各个角落直落下来,与计算机相连接,院子内铺满了鹅卵石、沙子还有盆景。在这里,格力的工程师可以通过操纵按钮模拟雷电、雨雪、冰雹、台风等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一台巨大的风机可以在远距离瞬间制造出超过20/秒的相当于十级大风的风速。

“试验相当昂贵,用于数据测量的每一个仪表都动辄几十万。”年逾花甲的日本工程师佐博胜晋对《环球企业家》说。退休之后被格力返聘的佐博是这个实验室里令人生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并不高大,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穿着普通的格力研发人员制服,脚蹬一双有些破烂的球鞋,经常背着手若有所思地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佐博曾经是日立制冷部的高级工程师,其主攻方向是商用空调多联机,吸引他前来格力工作的原因之一,便是这项一直是东芝、大金、三菱等日本空调巨头引以为傲、用10年时间开发的顶级技术,居然在短短数年间被格力悉数超越了。“格力在研发上所取得的成就让我肃然起敬。”佐博说。

2001年,格力董事长朱江洪曾远赴日本希望引进多联式中央空调技术,开出五亿元价码。让朱感到侮辱的是,日本人不仅回绝了他的请求,还拒绝出售所有相关配件。此前,格力在这方面的研发几乎没有任何基础。缺少图纸、技术参数,甚至连用于带动几十台空调运转的试验压缩机也遍寻不着,但执拗的朱决心自起炉灶。

随后的试验彻底而冷酷,国家和行业的标准被各种接近空调极限的格力自定的标准所取代。一台空调要从超过国家标准一倍的高度以任何一个面、棱的角度跌落,但必须依然保持毫发无损;空调要能够在48度的高温下以185伏的超低电压正常运转(国家标准是43度,198伏);用连续每秒数百次的瞬间断电,来观察这种破坏力对元器件的影响;疯狂的实验还包括:在85℃的高温下测试制冷效果,在零下25℃的低温下测试制热效果。

一些被视为“空调绝症”的难题也被格力攻克。比如空调死机问题,由于发生概率很低,原因复杂,之前日本同行也找不到解决方法,均在说明书中注明“遇到此类问题,需要拔掉电源重新开机”。格力发誓要解决这一难题,黄辉带领工程师们拆掉了空调,想方设法还原各种能够让空调死机的环境,将成百上千个测试电极摆放在控制器CPU的每一应角一一屏蔽掉电压、纹波和谐波等杂讯,终于找到空调死机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不仅如此,还有更绝密的新技术也正在格力的神秘实验室里酝酿。格力正在研发的智能人机感应技术,可利用红外线和图像识别等手段,通过跟踪人体周围的温度变化,控制空调最佳的气流大小以及方向。这些研发卓有成效,2008年,格力推出的空调新品比例高达20%,几乎是上一年度的4倍。

 

控制力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如何造出一台精益求精的空调上来,他了解质量控制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为此,格力建立了数千人规模的、在这个行业中鲜见的筛选分厂,对包括螺丝在内的所有零部件独立进行100%的全检。这种严谨的态度被彻头彻尾地贯彻。比如空调铜管的氟利昂泄漏检测,一般只须水检、氮检、电子检三道关,朱江洪却花了几千万元又设了一个氦检。朱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能拿消费者当试验品。”为了质量,朱甚至并不苛求利润,坚持用规格更高的铜管和钢板来制造空调,仅此两项,格力每年付出的额外成本就达数亿元。

在格力创业早期,朱江洪就要求下设的技术部、质检部、企管办、总装分厂联合向公司实行产品质量承包,在总装分厂厂部悬置了一把大铁锤,产品若是不达标,就由四个部门的责任人当众用铁锤砸碎。朱并不推崇闭门造车,事实上,格力有不少创新来自其长期代工中的领悟与比较。在帮助GE做空调代工时,朱发现其产品评价体系很完备,就向其学习完善自己的评价指标。

朱江洪将熟练的技术工人视作格力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格力一般工人的年薪均在三万以上,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还高。这位全球最大空调工厂的管理者亦乐于树立类似的榜样——一名普通的叉车司机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提高自身技能,能够用叉车在3分钟内成功开启20个啤酒瓶。这样的故事被格力制作成宣传画粘贴在工厂的各个角落。

朱对熟练工人保持着足够的尊敬,并希望这家公司处处体现出平等、尊重与人性的一面。在他的特别要求下,在车间长长的通道上摆放着制冰机,以便让工人们在夏天可以喝到刨冰水;车间办公室免费提供备有常用的药品和创可贴;吃饭也有足够的补贴。最让工人们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淡季,格力也从不裁人,它甚至习惯性地在淡季招募那些被竞争者当作成本裁掉的产业工人,这使得超过三年的熟练工人在格力比比皆是。

熟练的工人显然有效地帮助公司降低了次品率,得以让格力现在的故障率维持在万分之一,而同行仅在千分之一。格力在海南三亚的一个维修点,曾有一个月仅有200元的维修费进账,全年的营业额不过两万元,而其竞争者用于售后的费用则是格力的十倍以上。

朱倡导格力要有一种动手精神,在筛选车间里,摆放着工人们自制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检测工具。一名名叫张树源的工人看到在修理返修机时,残存的氟利昂都是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就发明了只需要三千元的氟利昂回收机;他还改进了电机流水线的检测夹具,让检测速度提升三倍以上。并不热衷于出席公众场合的朱一反常态,召开隆重的颁奖大会,亲自发放奖金给这些工人们,并在内部刊物上号召所有的管理者向工人们学习。

研究者试图探究这家公司基业长青的秘密,究其原因听起来可能有些陈词滥调,多数人认为这得益于格力在质量控制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与众不同的渠道捆绑模式。前者是朱江洪的兴致所在,后者则是总经理董明珠的专长。“我只会卖空调,别的什么都不会。”董揶揄地对《环球企业家》说。

董明珠将格力的竞争力总结为一种不断进化的体制和自我延续性。董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源于自己从不取悦于权力、钱以及名誉。“我不怕你,如果我怕你,说明我对自己没有自信,工作没有做好。”董曾这样对朱江洪说。

在公司内部,董属于强硬的实干派,拥有独一无二的威信。“蒙上眼睛,通过气流和声音,我就能感觉到是什么品牌的空调。”董说。董的领导风格不是专注于复杂的思考,而是专注于非常直率的执行。她从不迷信麦肯锡、科尔尼这类的战略咨询巨头的建议,甚至不相信广告公司的作用——在她眼中产品才是最好的广告。董甚至会站在阳台上观察邻居家装的空调是否会因为海风的侵蚀而锈蚀。

董对市场的直觉让她游刃有余,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的勤奋。她依靠最原始的方式——走访来保持对市场的敏感,其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走访市场和面见经销商。在她看来,格力必须不受国美等连锁巨头的要挟,而能自主地掌控市场。它用股权和利益来捆绑经销商,在典型的“股份制区域性销售公司”模式中,格力在各省与一些优质经销商组建控股或非控股的销售公司,然后让后者成为格力开拓各地市场的主力军。

但是,董不是交际家,不是那种擅长与经销商们推杯换盏的人。她还明文规定,格力的市场人员不能和经销商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如果要吃必须AA制。“我不允许别人腐蚀我的员工。”董说。三年前,拥有2.5万人的格力一年的招待费仅仅150万元,如今格力已经是4万人的企业,这一数字也仅为不到三百万。董坦言自己几乎从不在外吃饭,因为“我要回请别人,这会增加公司成本”。

董明珠乐见经销商,但几乎从不约见为之代工的国际巨头。或许从其内心而言,董不乐于做简单的代工者。“格力在代工方面的价格很强势,从不会妥协,即使是一分钱。这也让它丧失了不少订单。”格兰仕空调一位高管透露。董对代工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这能帮助格力建立核心竞争力和赢得声誉。

“她经常告诫我们,与外国客户谈判时要有尊严,要硬起腰杆。”格力市场部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董将这一看似偏执的管理个性亦移植到对巴西工厂的管理当中,并以此保持着足够的控制力。在长达十年的巴西市场拓展中,董仅仅去过两次巴西,却强硬换掉了四任总经理。现在,这家曾经深陷亏损泥潭的公司已扭亏为盈,在巴西的市场占有率高居第二,它的客户甚至包括像罗纳尔多这样的巴西名人。

不为人知的是,这家万里之外、生产规模只有格力在珠海单个车间1/5产能的海外工厂曾经是董明珠的一块心病。让中方管理者感到苦恼的不仅仅是文化冲突,还有当地产业环境的不适应。刚建厂时,由于不知道巴西法律规定每年必须按照通货膨胀率给员工涨工资,结果导致当地工会前来抗议。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在当地实现零部件的充足供应——巴西没有完善的空调工业体系,压缩机与电机全国分别只有一家工厂生产,尽管质量不错,但是价格相比国内高一倍。如果增加产量,在当地追加订单比从国内进口还麻烦。

让格力(巴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岳海平更不胜其烦的是当地司法系统的腐败。“巴西的法律健全到你都不知道法律是怎么一回事。”岳直率地说。格力曾经将盗窃厂区物料的小偷扭送到警察局,结果对方很快被无罪释放。岳曾经在一月之内收到很多张莫名其妙的罚单,比如税务申报材料字母拼写错误就要罚上万个巴西雷亚尔,“有些很明显就是敲诈,他们明码标价注明:私了多少钱,公了多少钱”。

而让董明珠更为恼火的是,之前聘用的一些巴西籍经理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避格力的规章制度,以不符合巴西国情为由,对各种规定做变通处理,比如与司法部门私了。董后来决定不再对这类莫名其妙的罚款买单:“要么管理者自己掏腰包私了,要么直接和巴西人打官司,即使是一分钱,也要输得明明白白。”戏剧性的是,之后格力再也没有接到类似的罚单。“我最讨厌说谎以及不自觉的腐败。”董说。

董坦言自己并不尊敬对手,“对研究他们也没有兴趣”。两年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曾提案建议取消空调业的国家出口退税,因为大量的低价出口换来的退税补偿并没有鼓励企业安心做研发,而是恶性竞争。“我希望中国的制造业用实力赢得尊严,我看不惯有些企业不要利润就靠退税活着。”董告诉《环球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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