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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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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潮 

岳淼

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如何改变东莞这座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心跳,身陷囹圄的人们如何自我救赎改变命运

11月初的一天,数千名群情激奋的工人冲进东莞长安镇莲花山下韦旭鞋厂的厂房,绝望的将任何值钱的东西七零八落的拆卸走,空气似乎凝固了。地上散落着随意丢弃的垃圾、杂物和制鞋材料。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就在数天前,这家月产量高达三十双依然一派繁忙的景象,直到四面八方前来讨债的供应商四处遍寻不找其董事长庄佳颖,老板不知所终,这个时候被拖欠长达三个月工资的工人们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无所依靠。这座栖身于此已逾二十年之久的工厂此前曾经是当地标志性的企业,以源源不断的订单而闻名,但最终却以如此戏剧性的结果宣告覆灭。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正在打击东莞这座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基础,迫使企业纷纷采取措施甚至以极端的方式自保,

持续而有猛烈的倒闭潮更像是中国制造不可回避的宿命,这种被急剧放大的地震甚至传递到数百公里之外,由于许多工厂主总部都设在香港,使得其经济雪上加霜。据香港工业总会称,由于华南地区的企业纷纷关厂、裁员,到明年1月香港可能将有17,500家企业倒闭。但数万家工厂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引擎正面临危机,或许这是重生的契机,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Mahmoud Darwish)的诗句更像这座城市的命运背书:“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 入最后的通道。”    

被改变的城市

三十二岁的黄猛已经在长安镇从事模具行业已余十五年,对朋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我对这个城市又爱又恨。”。黄对《环球企业家》说。关于这座城市的个性,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中可能给予了最经典的注解,那里面只有一句话提到了东莞,“她到南方的南方去打工了,东莞。”

这座城市是全球最大IT产品制造基地,其玩具、家具、球类以及多种配件位居全球第一,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相当于四个青海省的GDP。每天都有数不胜数的人在搬家,公交车上的座椅肮脏不堪,半路有人总提着水桶,被子,衣架等东西上车,你总是可以看见脱了鞋子横躺在一排椅子上霸占座位、一脸张狂的年轻人。

黄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他坦言每天平均只有五个小时的睡眠正侵蚀着他的健康。他驾驶着一辆略显残破的二手蓝鸟轿车,车头上装饰着一个大大的三叉星标志,汽车是从长安镇政府旁边的一片空地开出的。黄五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打着哈欠,驶向数数十公里之外的深圳宝安机场。他去接一名邱清辉的台湾人,并深信这个年逾五十的模具进出口商人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辆车是他从二手车市场花十万元淘来的,当它启动时,会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像一条在泥塘里翻滚的鳄鱼。这辆车上布满了广告的窗口,其玻璃早已被刮花,向外看,像是必须要穿越的一片升腾的雾气。生活残酷而痛苦,他每天在老板工厂里干九个小时,六点下班之后然后就偷偷泡在自己的工厂里,直到凌晨两点。这家,名为劲松模具工厂的旁边是一条毫无生机、颜色污浊、漂浮着工业垃圾的小河,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以及两旁比邻而居的工厂区和居民区了。这些院落不大、但围着铁丝网的工厂房顶上用铁皮搭建起广告牌,上面是用红色油漆书写的电话号码。

他是这个工厂的主人,也是技术解决者。弟弟帮他管理着工厂。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办公间内,塞满了技术图纸、修理工具和尚待加工的钢模,在破破烂烂的索尼CRT显示器面前,黄不停地抽着烟,有时会困倦得趴在键盘上休息几分种。退役的士兵、耕地的农民、辍学的中学生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人们涌向这里,寻找金钱与机会。黄付给学徒工每月800元的薪水,感觉自己仁慈的好像上帝。

在单调乏味的长安镇,充斥着熙熙攘攘的打工仔、鸽子屋、橡胶味、川流不息货柜车、接二连三的倒闭事件。这座城市充满了血泪、奋斗、欲望、迷乱,还有一丝不安。“我曾经不止一次喝水喝醉过。”黄说,“一半是因为车间炎热,一半是因为紧张。”他骄傲的带我参观他拥有的模具工厂,五台超过三米高、价值数百万的模具加工中心,以及数十台机床被密密麻麻摆放在八百平米的厂房内。他走到一台刨床前,开动按钮,锋利的钻头顿时将一块重达八百公斤的钢模削去一角。他招呼着工人们,热情和每一个工人打着招呼,他和其中的不少人都是工友,不同的是,现在他成了令人敬畏的老板。

十五年前,中专技校毕业的黄在满地油污、震耳欲聋的模具车间开始了难捱的时光。当时长安镇就像一口正待沸腾的大锅,遍地都是找工作,一脸迷茫的年轻人,劳动力便宜的惊人。这个行业的回报期堪称漫长:十年才能培养一名技艺精湛的技术工人。

他每天工作超过十四个小时,学徒工的报酬只有每月240元,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一年。之后他在超过十家模具工厂工作,跳槽的标准简单而直接,“谁的钱多,我就跟谁干”。就这样,十年间,他跳槽超过二十家工厂。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产值过亿的台湾工厂当技术顾问,月薪高达两万元。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尽管只有中专文凭,他却成了老板离不开的人。

真正的改变是2003年,他的命运被初中没有毕业的弟弟改变了,之前,这个性格内向的年轻人从未想过开办自己的工厂。那一年,他经不住父亲的唠叨,把远在河南老家的弟弟黄荣显带到了长安镇自己所在的模具工厂。

弟弟的窘境的让人担心,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作为一名身份卑贱的模具学徒工月薪只有140元钱,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让黄猛对弟弟刮目相看。这个对机械加工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在六个月后居然学会了如何操控机器,他用吊臂把通常重达一吨的钢块放在操作台上,随后根据图纸,游刃有余的将钢模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学习的秘诀简单而直接——“我把一百块钱都给师傅买烟,介绍他女朋友。”黄荣显说,“作为交易,师傅则把他的本领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了我。”

140元的生活让黄荣显感到厌倦,六个月后,忍无可忍的黄荣显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但被无情的拒绝。他决定去当地一家技校学修手机,这是他新生活的开始。他发现之前被认为高科技的手机,只要选择合适的外壳和液晶屏以及键盘和按键就可以组装生产一部手机。这个勤奋而谨慎的年轻人,不频繁穿梭与深圳华强电子市场和长安镇之间,他买各种各样的零件,然后把这些零件装在各种各样的手机外壳上,然后喷漆打磨,以低于新手机数百元的价格四处推销。这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从外观上一样,这些手机几乎和正品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似乎只有软件——黑手机只能做三级菜单,而正品手机至少做五级。。

“我赶上了黑手机的黄金年代。”黄荣显说,他曾经只期待“当个厂里监督工人干活的线长”,但在组装和销售黑手机过程中迅速积累了从未想象过的财富。赢得市场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些手机仿制和正品一样,外观模具是首要问题。手机外壳自然离不开塑胶模具,而这正是他曾经的专长。他口袋中的诺基亚5310手机外壳已经掉漆了。“这个手机就是我做到模具,我保证你从外观上看不出来,我怀念那个年代。”黄笑着说。

这是一个崭新而被迅速放大的市场,他笼络了一些黑手机商人,然后力劝他将手机模具订单转移到哥哥的工厂去做。黄猛很快得到了雪片般的订单,他去了当地二手模具设备市场,东拼西凑二十万元淘来一台加工中心,开始了冒险。“我有时也会私下把订单偷偷转给老板的工人们,塞钱让他们帮这做,只要有钱,他们会保守秘密”。他做各种各样的手机外壳模具,从诺基亚、摩托罗拉到最新的I PHONE。“我们用QQ传图纸,传完就开始干活。就这样,我赚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钱。”黄猛说。一年后,自己的工厂就拥有了超过十名工人,俨然小有规模。

竞争的秘密在于稳定的质量、合适的价格以及即时的交货速度。“每天都在噩梦。”黄猛抱怨说。黄战战兢兢的经历着工商局查税、三角债、拖欠货款、订单匮乏以及欠债外逃的风险。“现实困境是你很难贷款,相反欠款会让你会穷的交不起电费。”黄说。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依然在原来工厂就职的原因。“两万块的薪水可能拯救我的工厂,而且我可以更多的接触客户。这很现实.。”

如出一辙,吴小芳依然在长安合意玩具公司从事外贸工作,来自四川的吴是黄猛的新婚妻子。这家曾经为沃尔玛、TRGET供货的玩具厂刚刚经历了大裁员,有超过20%的员工失业。“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生意不景气。”吴小芳说。这场危机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最直接的变化是房租降低了,遍地都是房屋租赁的信息,一家人决定将家搬到较好的社区,现在三室一厅的房子租金是1200元,“比半年前至少便宜300元。”

吴的工作内容是将七零八落的零部件组装成一架直升飞机,这个玩具在长安当地市场的售价只有不到十元,如果出口,可以卖到十五美元。和当地几乎所有的玩具商一样,留个这家OEM公司的利润只有刀口一样薄。“现在这行基本无利可图了。老板每天都在想如何找订单。”吴小芳说。由于担心老板一走了之,一些工人开始喜欢私下打听老板的动向,甚至希望薪水可以按周结算。这并非多此一举。  事实上,在长安镇工业密集的乌沙工业区,密密麻麻随处可见招租的广告牌,大量中小企业被迫关门大吉。倒闭最直接的原因多是现金流断裂,在长安镇,银行贷款的前提多为厂房以及土地等非流动性资产,设备通常不在其列。由于地价等原因,90%以上的工厂主多为租赁厂房,而很少投资厂房,因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我们招租了两个月了,行情不好,你很难将厂房租赁出去。”张蕙兰,在位于工业区中心地带天正大厦的对面拥有多达三千平米的服装厂房。受此拖累,厂房对面的商业城也一片惨淡,“以往对面有一千名工人,前来消费,现在厂子空着,两个月我至少损失了六万元的租金。”

最后一根稻草

受到拖累的还有纺织品。位居长安镇数十公里的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宽敞的大厅内一片寂静,在刚刚结束的一年一度的毛织产品交易会上,贸易中心吸引了4.8万个买手,而去年的数字则是5.1万家。这些买家们将消化逾1亿件毛织产品。李春生,一家商铺的所有者抱怨说:“除了短暂数天的交易会,这里一直都这么冷清。”根据广东省的数据,今年1月至7月,服饰出口额较去年同期下降31%,至133亿美元。而此前一路走高的塑料产品、玩具以及五金的出口也陷于停滞或出现下滑。由于利润的恶化,多数玩具业配套厂家面临窘境。张肖雨是华跃电子厂的销售员,这家动模型(航模,车模,船模,机器人)周边连接器专业制造商正进入了寒冬。“我能现在所有的业务都是亏钱维持,订单下降了超过40%以上。”张肖雨说。张所在的领域是玩具业的高端路线,这些遥控模型以及智能玩具的售价通常高达2000-3000元,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

出于对这一行业的悲观,李嘉诚所控制的和记港陆(0715.HK)即在2007年底开始陆续转让其所持有的内地玩具实业资产,今年9月和记再次以3645万港元代价转让其所持有的东莞冠越玩具厂81%的股权。

究其原因首当其冲则是汇率的急剧变化。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汇率累计升幅超过6%。 “由于担心汇兑风险,我们不得不放弃数百万美元的订单。公司不得不裁剪三分之一的管理者”张小夏,合隆制衣(东莞)有限公司一名中层管理者说。拥有超过一万三千名的合隆是高档女性内衣生产产量最大的加工企业之一,主要以OEM为主,出口多面向欧盟和美国。为了应对折冲汇率风险,工厂美元报价的有效期现在通常只有7天,以前则通常是30天到60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工厂主更希望用人民币或者欧元结算。除此之外,最直接的打击则是原材料的持续飙升,以丝光棉为例,这种纺织业最基本的原料有去年17元每公斤上涨到40元每公斤。“原料带来的上涨并不能在客户议价中百分百显现出来。”东莞纺织服装协会秘书长高玉鹏说。由于《劳动合同法》的执行直接增加了纺织服装行业劳工成本30%以上。更加规范化的工作时间、各类社会保险和成倍增长的加班工资上都大幅提高人工使用成本。在长安本地,周末工人加班工资由1.5元/小时上升至4.5元/小时。

事实上,从1月份至今,广东的出口增速已经呈现出连续8个月回落的低迷格局。但很难将这种行业困境简单归咎于美国次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全球订单可能未必大量减少,只是部分转移到中国内陆成本较低的省份或亚洲其它国家。一个数据或可说明这一点,根据海关最新统计数据,今年1-9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1369.4亿美元,与去年同比增长8.12%。这表明,广东的疲软一定程度上被其它省份所抵消。

大型的制造业工厂受到的冲击更大。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悲观。黄猛的工厂里挤满了前来询价的模具商人,商人们以外包的方式将一些订单交给黄生产,在年景好的时候,这样的好事往往轮不到黄——拜危机所赐,大的模具工厂主们不得不压缩了工人的规模,转而只做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果毛利低于30%,宁可不开工——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一个小的技术失误,可能让数十天的工作、数十万的模具功亏一篑。这种合金钢的价格每公斤高达300元,仅钢模毛坯一项,其成本投入动辄数万。

邱清辉对这一切了如指掌,拥有超过二十五年行业经验的他见证了台湾模具业的兴衰。他还是决定冒险。之前合作的伙伴坚持40%的毛利润否则宁可不开工,由于订单的减少以及成本的高居不下,大的工厂因为劳动法和排污等原因在小的订单面前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小的作坊更加灵活,他们可以以对方一半的价钱工作,利润要求低微,10%的利润就可以了。”邱清辉对《环球企业家》说。邱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从世界各地收集订单,然后将订单外包给模具厂主,这家名为天文企业的模具中间公司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其营业额高达6000万港币。

黄决定逆势发挥自己的优势——工厂规模很小,但技术和设备很好,而且价格很有竞争力。出于对前景的看好,他在五月份指挥工厂的第一次搬迁,新工厂背紧邻广深高速公路,而且他花费五万元钱从一家规模巨大的电泳厂单独拉了一条电线——这家电泳厂几乎从不停电。“房屋的租金也由10元每平米每月上涨到16元。但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黄猛说。黄同样希望用稳定的交货和质量控制得到邱的订单,对黄而言,庞大的订单以及10%的平均利润在未来意味着摇钱树——周围不少模具厂主都是这么发家的。

现时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保证交货期以及招聘到价格合适的熟练工人。这座城市缺乏足够数量的高技术工人.由于行业的火爆,技术熟练的模具工人的价格通常都在25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0元。黄连续两周前往长安一家名为智才人才市场,招聘的标准很简单:足够年轻,技艺精湛,吃苦耐劳。在缴纳一千元之后,他收获了超过一百份简历,之后录取了其中的四名工人,但使用一段之后,这些工人难以让他满意。这些年轻人学习劲头不足,责任心很差,而且随时可能伴随着偷盗行为。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由于管理疏忽,仅仅钻头一项,黄就消耗了超过六千元,这种只有不到一百克、大拇指指甲大小的合金块每个都价格惊人,在私下清点的时候,黄竟然找不到相应数量废钻头——钻头要么被丢弃了,要么被盗窃。比较之下,同类工厂只需要的钻头消耗只有1200元左右。这让黄怒不可遏。“如果下月还这样,你们就滚蛋。”在一天晚餐前,黄斩钉截铁的说道。

用人难题同样困扰着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事实上,在东莞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占据了70%,从事体力型劳动的比重则超过80%,专业技术人才仅仅只有8%。“尽管东莞遍地都是玩具厂,但招募合适的玩具业设计师难上加难。”肖对《环球企业家》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几乎占据全球玩具四分之一的城市居然没有一个毛绒玩具自主品牌。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则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这座城市的仅有44件发明专利,不到深圳的五十分之一。大多数工厂破产的悲剧性在于其从业者过于依赖OEM转身乏力,多数工厂连一个设计师都没有,由于缺乏相应的研发能力,长久以来习惯被动生产以十万为量级的外销,而无法提供小批量的灵活订单,“外销的无法议价,内销的也吃不下来”。

肖森林看清了这一点。唯一的选择在于提升产业价值链和自创品牌。两年前,肖未雨绸缪决定开始内销。但做自主品牌内销则风险投入很大,首先是巨大的产品开发费用、市场开拓费用的回报遥遥无期,市场尚需培育。肖透露,尽管自主研发拥有30%以上的净利润,公司的营业额突破了300万,但公司去年依然亏损了50万。“我把眼光放到了两年之后。”肖说。

与东莞大多数企业主类似——肖也是打工出身,白手起家。在拥有四年玩具业管理经验之后,肖在一间破房子里做OEM艰难起步,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抓住了2002年到2003年最后的黄金时期而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那时候净利润超过30%,做OEM外贸等于弯腰在地上捡钱。”肖回忆说,“所有人对品牌内销则不屑一顾。”

大量涌入的投机者开始进入,好时光转瞬即逝。从2006年开始,各种费用开始猛增,由于电力紧张,每周肖的工厂都会停电两天,这使得肖不得不购买了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各种原材料随着石油价格的飙升而一路水涨船高。今年,塑料价格上涨了40%,而这一原料在一件玩具的总成本中几乎能占到60%~70%的比重。“做OEM只能接收10%的涨价,余下你只能自己承担。”肖说,“OEM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2005年东莞的外资玩具企业共有639家,到了2007年陡降至500多家。

新契机:腾笼换鸟

今年5月27日,东莞市政府所拟定《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份政策讨论稿宣布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东)莞人回乡创业”,并将173家纯电镀、纯漂染、纯洗水、纯印花企业以及小规模造纸厂、小规模制革企业将被全部关闭,并对此前支撑东莞制造业的电镀(线路板)、漂染、洗水、印花等项目进行限制,超过600家企业将被限时搬迁。毫无疑问,淘汰规模较小以及严重污染的企业(尤其附加值较低的行业)则上升成为政府意志。这项“腾笼换鸟”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事实上,2002年开始民工荒、土地荒、电荒,水荒早就席卷了东莞,这座本来只能容纳600万人口的城市事实上容纳了超过一倍的人口。这座过度工业化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正陷入对资源的饥渴当中,首先是电力短缺愈演愈烈,工业用电普遍实行“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仅上半年,由于工业用电供应不足影响全市外贸出口24亿美元,占全市外贸出口的7.6%。其次是土地短缺,仅今年上半年,东莞共有47总首期投资或单次增资超500万美元的外资受到影响,土地缺口5550亩。此外,东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饱受缺水的困扰,水位枯竭,2005年初,超过50%的居民供水都受到影响,仅长安一地高峰期缺水达到了15万立方米。

位于长安镇的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东莞全市投资规模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外资企业,销售收入一度名列全国棉印染行业第一名。在两年前,这家公司就曾因为偷埋暗管,偷排高浓度印染废水近1000万吨/年而被罚款数千万元,之后随着环保标准的日趋严格,其经营每况愈下,在今年三月份经历三千人大裁员之后,依然无力回天。10月22日,福安被迫订立了买卖意向书,以出售该公司全部土地及物业权益,并考虑将企业内迁至江苏。

这家显赫一时的工厂见证了东莞制造业的兴衰。其周围遍布各式各样的大排档,小吃店以及超市早已没有往日的繁忙景象,旁侧曾经热闹非凡的霄边超级商场也几乎关门大吉,门口的台球桌已经盖上了厚厚的桌布——往昔周围未满打工者的场面不见了。对于在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工作了十年的王晓而言,十年来,这座工厂是唯一能够给他提供可靠薪水的地方。当眼见自己的工厂即将被拆除的时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王晓说。他承认,有时候他会产生一种自怨自艾的伤感情绪。“即使多么不情愿,你也不得不为之。我们为长安当地纳税,然后被无情的赶走。这不公平。”

今年1—9月东莞关闭企业627家,平均每个企业规模117.54万美元,大部分属于技术含量较低、以简单加工装配为主的小企业。而同期新签外资项目444宗,平均每个项目275.58万美元,项目的平均规模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而留存下来的工厂主们则倾向于改进提升规模工厂的各种设施,提升研发力度,以便更擅于在较短的交货时间内完成价值更高的订单,将更多精力放在新面料和新制造工艺方面。“即使如此,我也从未想过要关闭在东莞的工厂,”长安炳恺金属饰品材料有限公司经理王喜娟表示。“这里就像一个五官精致的超市,我实在想不到去那里找配套如此好的地方。”但变迁正在进行。在她的客户中,就有在韶关经营着一家拥有300名员工的内衣厂,这个位于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此前不被看好的内陆城市因而被重新审视,并为此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今后五年内,全市引进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项目投资800亿元左右。

中国制造商们目前正在对抗各种问题:政策门槛、环保标准的提升、上升的成本、美国经济衰退以及去年数起大规模产品安全召回后消费者信心的丧失。而环保安全问题则是去年惨痛的召回之后制造商们面临的新难题。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正试图帮助制造商们解决这类问题。

在此之前,你很难想想这样一家以专业从事工业与消费产品测试、检验与验证的专业机构居然是由民营机构自发投资的。在长安镇盛田大厦内,工程师们开始煞费苦心为各式各样的国际安全标准而进行各式各样的测试,对于那些从事玩具业出口的业内人士而言,不同的安全标准“剪不断理还乱”,材料试验协会标准(ASTM)适用于美国,欧洲玩具安全标准(EN71)则适用于欧盟,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际均有各自独立的标准。一名技师开始对一种名为音乐球的玩具做破坏性试验,试验的科目从跌落高度、次数到金属物残留等不一而足,收费从几百块到数万块不等。这种玩具必须在硬度相当的地板上跌落十次而不摔出塑料碎片才行——这些碎片可能被婴儿误食。

 “如果将时光倒回到四五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业务经理李有明对《环球企业家》说。 “之前没有人在意诸如玩具中的含铅量、金属残留等问题。召回事件之后,我们的业务扩大的数十倍。”政府已经对这个行业展开了大规模整治,仅仅区在2007年两个月内,就有750多家玩具制造商被勒令禁止出口,这直接导致了优胜劣汰。而据海关总署的报告,2008年1至7月,中国具有玩具出口实绩的企业为3,507家,较上年同期减少了53%、即减少3,631家,其中多数为出口额不足1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

比起环保检测标准的提升,真正让企业主感到焦灼的则是资金。在经济为出口导向型的东莞市开展的调查显示,约74%的中小企业中称,缺少资金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些企业在全球需求日益放缓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的形势下处境艰难。为此,广东省东莞市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总额达人民币10亿元的基金,用于向困境中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这被视为政府开始反思腾笼换鸟政策的信号。政府的策略显然过于冒进了,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的东莞,制造业的优势应该被逐步提升强化,但是政府激进的卸磨杀驴的做法却过于激进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如果企业没有准备好过冬或者转移就死掉了,政府也陷入了无鸡下蛋的两难境地。

在长安镇乌沙兴五路,一间五千立方米破败不堪的仓库里,左肖五雇佣的工人们整齐码放着用蛇皮袋收购而来的服装库存。他瘦小而精明,能够讲一口流利粤语和英文。左的故事就像这座城市,一座极少数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大城市,是外来农民工的沃土。这里的人们暴富的故事让人着迷。他来自湖南,起初是一名制衣业的制版工人,之后自学英语转型做外贸业务,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左是这次经济危机可能为数不多的受益者,他以经营库存服装的长安库存公司而在当地小有名气。“危机来临的时候,通常我忙的出奇。”左对《环球企业家》说。这些抄底而来的库存价格低的惊人,一条撕去品牌商标的裤子其收购价格只有20元,左将这些成打的服装打包发往全国各地,每条最低只赚1元的利润。赢得利润的关键是先进周转速度、信息渠道、适销对路以及合理的差价。多数时候,左都辗转于在长安、虎门和厚街等地的服装工厂、仓库以及面料店。他每月至少去两次迪拜和乌鲁木齐,那里有他的外贸公司,二十名语言和沟通能力俱佳的年轻人则通过迪拜和乌鲁木齐的网络,把自己的货物销售到非洲、中东与中亚。

左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讲究信用和人情。他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除去每天即时与每一个业务人员交流信息之外,左的主要工作之一还要陪着形形色色的客户们们吃饭、去KTV、浴场。这片弹丸之地聚集着数十家五星级酒店,宛若天堂是金钱与欲望的角力场。他比从前富有得多,随之而变是消费习惯,他手上带满戒指,贫困似乎也从未从那个乡村穷孩子的内心走出来,四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还是令他很是骄傲了一阵。在他的眼中,创立品牌是一个自讨没趣的选择——投资庞大,回报遥遥无期,显然不及转手贸易赚钱来的快。相信多数东莞的企业家都曾经陷入了类似的迷茫。

 “品牌是不得已而为之。”肖森林说,他显然属于先知先觉者。早在两年前,他就拥有超过五十名研发人员,每年可以独立开发数千个新产品,这使得他可以得到定制商家的青睐。更让肖充满底气的是研发之后的通常超过40%以上高利润,自主品牌亦随时灵活涨价。为了确保质量和盈利能力,肖大幅度削减了加工量,这家工厂的产能从最高峰80万只每月削减到30万只,从以前的亲力亲为做到转手外包,在超过五十家代工厂间进行选择,成了品质、价格标准的制定者。此外,肖决定扩大其河南上蔡所开办分厂的规模,将其五百人,并在江西、广西等地继续寻找代工厂。中国内陆星罗棋布的公路以及日趋发达的物流让肖的发货效率得到保证——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些生产出来的玩具就可以通过物流发送到肖位于东莞的工厂。刨去各种各样的费用,肖森林发现自己依然可以节约25%的费用。此外由于不存在污染以及能够大量解决农民就业等问题,肖的产业受到了当地政府极大的支持。

对于多数工厂主而言,今年最大的任务恐怕就是 “杀价”、“谈价”。 “成本增加一点,很多靠代工收取微薄加工费的小企业就顶不住被自动淘汰了。”肖感慨。今年年初和上游供应商他曾谈过一次价钱,年底还得谈一次。只能双方协商着哪些产品得提价,哪些产品可以减价,哪些过时的产品要淘汰。竞争迫使越来越多的辅料厂开始思考如何挖掘新兴市场,配丽行反光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衣物配饰和玩具物料的下游公司,竞争逼迫其转向军用产品的生产,比如警徽、交通反光背心等政府订单的争夺,这是以往这类公司从不涉足的领域。 

黄猛依然沉浸在获取订单的快感中,在酒酣耳热之后,他获得了邱清辉的第一个订单,一个价值三十万的模具合同——类似的订单在大厂可能需要五十万元,由于规模较小,他依然可以拥有20%的利润。在随后的几天内,变故却颇多。他的加工中心有一台抛锚不干了。他以200元每小时的代价请来了修理工,由于缺少配件,机器被迫闲置了三天了。祸不单行,当所有的工序完成之后,他拿着放大镜一丝不漏的看完整个模具的抛光表面,结果发现一个针尖大小的凹口,这个凹口显然是由于工人操作时候疏忽造成了。这个凹口让他后来花费一万元——先是用激光焊,然后再用钻头将其磨平,这整整耗费了三天的时间。作为惩罚,他开除了两名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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